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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UD独家观点】秦静:建筑“限高”是纠偏

来源:城市中国网 发布时间:2022-08-22 点击次数:5915

 


文︱秦静 

2021年10月25日,湖北黄冈“垂直森林”大楼

世界第一座超高层建筑(建筑高度超过100米)曼哈顿人寿保险大楼于1894年在美国纽约建成。此后100多年来,世界曾经历五次摩天大楼建设潮。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相关统计,中国15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已超过2900座,其中,200米以上的超过900座,500米以上的达到6座。

2022年6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无疑给超高层建筑热泼了一盆冷水。事实上,这已是自2020年以来,国家有关部委第四次颁布关于城市建筑限高、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的政策。这释放了什么信号?未来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城市建筑?

安全隐患

提到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隐患,公众最容易想到的应该是灾难救援难题。当前,全球最先进的登高平台消防车,高度也仅能达到超高层建筑的起点线——100米,更高楼层的消防救援,则只能依靠楼内消防设施、人员自救和屋顶直升机救援等。

超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烟流极易沿着电缆井、管道井等竖井形成“烟囱效应”,给人员疏散、逃生、灭火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而且超高层建筑一般采用的是全钢结构或“钢结构外框—混凝土核心筒”的混合结构,钢结构在高温下强度会大大降低,影响整栋大楼的安全。

如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双子塔被撞击后的主承重钢柱虽仍然屹立不倒,但是承重柱之间的联系梁受热弯曲引起多层楼板坍塌,最终导致主结构钢柱失稳。

在面临地震、大风、冰雹、龙卷风等极端状况时,超高层建筑还会将高空强风引至地面,造成高楼附近局部强风,影响行人安全。

与此同时,超高层建筑的建设和后期运维成本较高。超高层建筑面临的抗震、通风、供电、给排水等问题远比普通建筑复杂,单位成本远远高于普通高层建筑。据估算,超高层建筑的单位能耗比普通建筑高30%左右。如在夏天制冷需求最高峰时,迪拜的哈利法塔需要约1万吨冰块融化所提供的制冷量;电力高峰期时的需求高达3.6万度,相当于同时点亮36万个100瓦灯泡。

价值观纠偏

近些年来,一些城市出现了脱离实际需求、为追求“形象”打造超高层建筑的现象,不仅容易造成烂尾、空置等问题,而且可能会导致公共资源浪费。

以高档写字楼为属性的超高层建筑,因建筑面积较大、租金较高,空置率往往较高。

当前,超高层建筑逐渐由写字楼等商业办公推广到住宅,除了深圳等一线城市外,很多二三线城市如武汉、重庆等也修建了较多60层以上的超高层住宅。甚至,超高层建筑也出现在了管理、消防等配套设施较为薄弱的县城,后续保障能力跟不上,极易引发次生问题。这些住宅不仅对当地住房市场形成较大冲击,而且普遍面临电梯等设备后期维护难度大、居民生活不便、停车困难、消防和安全风险大等难题。

市场反应也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根据房产中介提供的信息,2020年以来,不少县城的购房者都在加速抛售高层、超高层住宅。整体来说,城市建筑“限高”,是对超高层建筑“高”“大”价值观的纠偏。

以人为本

借鉴国内外经验,未来城市建筑的建设可主要从绿色低碳、地域文化、以人为本三个角度来考虑。

一是绿色低碳的价值取向。如在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的新加坡,没有将重点一味放在建筑的气势上(最高的超高层建筑丹戎巴葛中心高度仅有290米),而是强调将绿色理念植入高层、超高层建筑中。

新加坡在2009年推出了“城市空间与高层建筑景观设计计划”,鼓励开发商在建筑物内进行景观美化和创建空中露台,促进高层绿化。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550个商业开发项目和超过60%的新住宅项目加入该计划。

近年来建成的较为有名的项目包括Oasia Hotel(绿洲酒店)、Guoco Tower(国浩大厦)等,均致力于将摩天大楼的内部、外部立面设计与绿色植物相结合,为整座大楼及城市带来了清新和健康。

除了在新加坡这样的热带国家,在寒带、温带地区同样可以践行低碳的建筑设计理念。欧洲多国致力于推进负碳建筑项目,瑞典的怀特建筑事务所承诺,工作室设计的每栋建筑在 2030 年之后都将实现碳负排放,并在斯德哥尔摩的项目中开展了负碳高层建筑实践。

我国也有类似实践,如把自然环境引入高层住宅的湖北黄冈垂直森林住宅项目和国内首批一类高层(住宅建筑高度超过54米)超低能耗建筑——北京焦化厂公租房项目,均做出了有益探索。

二是地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在探索本土设计时,秉持“顺应建筑和环境的关系,要让建筑对得起这片土地”的理念和态度,创作出了诸多优秀作品。而在西方国家,自从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出版《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以来,地域文化被建筑界广泛重视。特别是在欧洲,无论是西班牙、英国还是瑞士、芬兰,并没有一味地追求建筑的更“高”更“大”,而是在建筑实践中高度重视地域文化的挖掘和本土精神的再塑。

三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浸润着“天人合一”精神追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还是强调人文主义的古希腊建筑文化,都将以人为本作为建筑的价值理念。古代如此,现代城市的建筑设计同样如此,只有将人的需求牢牢把握住,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

举例来说,近年来韧性城市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疫情等重大灾害面前,人的需求得到高度重视。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城市的“自给性”。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提出,“对于容积率大于等于1.5的城市住宅项目,需要将至少15%的屋顶面积用于可食用植物种植”;新加坡鼓励开发屋顶的城市农场等功能,要求将更多的多层停车场屋顶改为都市农场或屋顶花园,并启动了可食花园计划。在我国,浙江也提出“鼓励和扶持建立社区农业等立体绿化综合利用机制”,系统考虑了“食物”这一底线资源所需的保障。

总而言之,“限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价值取向的纠偏问题。在认识到盲目建设超高层建筑整体弊大于利的基础上,坚持绿色低碳、地域文化、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同样可以创作出“伟大的城市”和“伟大的建筑作品”。


作者简介:

秦静,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主任工,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毕业于东南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主要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区域和城市战略规划、城市设计等。担任过多项重要项目负责人。曾获得过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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